北海银行十年转战，用纸币打赢经济博弈

1945年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铭记胜利，不仅为了缅怀战场上的浴血拼杀，也为了看清那场战争全貌中同样惊心动魄的另一条战线。

提起抗战，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枪林弹雨、山河破碎；但八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硝烟之外，金融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同样关乎民族存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伪满政权为抢夺战略物资、支撑战争机器，在其控制区滥发货币、疯狂掠夺，中华大地上货币林立、币值动荡。而山东地区，正是当时货币发行最为混乱、金融斗争最为复杂激烈的区域之一。

时至今日，那段隐蔽于战火狂澜之下的经济博弈，已鲜为人知；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重要摇篮之一的北海银行，更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彼时的经济战场上，各方金融势力究竟如何角力？红色货币又是怎样在夹缝中撑起根据地的经济命脉？带着这些追问，记者走进位于临沂大学校园内的山东革命金融博物馆，听馆长邓强娓娓道来，讲述那段发生在沂蒙大地上的北海银行传奇——一场没有枪声，却同样决定胜利的“货币战争”。

　在山东革命金融博物馆（山东根据地北海银行博物馆）看到这样一张展板：

1944年春，北海银行经郭延寿等通过天津转给彭德怀的机关北海币四百多万元（合当时准备银行币七百万元上下）。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十万两之多，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的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我曾为原公安部边防局慕丰局长的回忆录题写书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到了他们那批从胶东派往延安学习的学员及护送部队每人都发了一个重七八斤的缝好的带子系在腰间带往延安。  ——《谷牧回忆录》

抗战时期，富庶的山东革命根据地一直源源不断地向延安革命根据地输送着经济支持。你可知道这段历史，作为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的沂蒙，也曾经是全国货币金融的主战场之一？

北海银行，在山东大地上存在了10年之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新中国红色金融的摇篮，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三大前身之一，北海银行如一座红色金融的丰碑，永远伫立在蒙山之巅。

一位金融学者曾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金融实践：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扩张、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的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他们对于货币流通和信贷资金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传统业务方式和金融信用工具的运用，对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掌握和处置，对银行资金的运用和管理，对于业务风险的控制和人才队伍建设，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且成效卓著。

山东革命金融博物馆（山东根据地北海银行博物馆）的建立，对于推动北海银行的历史研究，传承沂蒙精神，弘扬红色金融文化，扩大临沂区域金融中心的影响力，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手抓枪杆子

一手抓钱袋子

八年抗战，是中日两国军队和武器的对垒，更是经济实力的生死较量。抗战伊始：一串冰冷数字，中日经济形成鲜明对比。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6亿美元；日本1937年生产的飞机数量1580架、汽车9500辆，而中国的产量几乎为零；日军的一个师团配备24辆坦克，而八路军平均三名战士才有一杆步枪，每杆步枪只有三发子弹。

那么，是什么支撑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缩小经济差距，充实前线物资，最终打赢攻坚战的呢？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机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7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38年6月，边区银行发行“光华券”作为法币的辅币。由此迈开了抗日根据地独立建设自己金融体系的步伐。

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上不断取得成就，保障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前线上的各种军事需要。1940年6月7日，八路军总部宣布，八路军正规部队由抗战爆发时的4万人，发展到了50万人。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才加速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进程。　

北海银行诞生记

是时，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市场极为混乱。主要流通有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的“法币”。法币，是指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国家信用法定货币。但在当时抗日根据地里流通着的，不仅有法币，还有地方流通券和各种组织自制的土票。更加惊心动魄的货币战则是根据地货币与国民党政府法币、汪伪政权的中储券、日伪银行发行的日伪钞之间的斗争，还有日军专业机构制造的假法币、假北海币冲击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更加剧了货币斗争的复杂程度。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抗日武装要“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

1938年3月，中共掖县县委发动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为统筹军政费用，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郑耀南、政委张加洛发起筹建北海银行。

1938年4月，原青岛中鲁银行总经理张玉田，回掖县老家避难。抗日政府想让他出面，创办自己的银行。

张玉田凭着自己的人际关系，潜回被日伪占领的青岛，买到了印制钞票的铜版和印钞纸。一路上，为了躲过日军的搜查，他把这些物资装进一个铁箱里，再把铁箱拴在船底。几经周折，才顺利将这些物资运回掖县。经过紧张的筹备，193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开业。

然而，北海银行在正式营业一个多月时间之后，日伪军勾结土匪刘黑七，进犯蓬、黄、掖抗日根据地，游击队撤出掖县。北海银行随军转移到黄县，停办业务。

2月下旬，张玉田等人掩藏好票版、账簿等重要物品，解散了银行人员。北海专署和北海银行的名称在国民党当局责令下亦予撤消。但是，由于群众拥护，已发行的北海币仍在三县农村流通，且信誉良好。

胶东北海银行虽然开业时间很短，但是，红色金融的种子已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生根、发芽。

1939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中共胶东特委委派陈文其重建北海银行。8月，北海银行在莱阳张格庄恢复建制，重新营业。

鉴于沂蒙山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8年初，党中央、毛泽东指示山东省委要把工作中心放在沂蒙。为此，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以沂蒙山区为中心，领导和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底，八路军第一纵队供给部印发北海银行纸币，派出辛葭舟、任志明、李纶负责在沂南县夏庄附近的艾山山沟里建立印钞厂。

辛葭舟是辛曙明、辛锐的父亲，抗战前任山东官钱局潍县分局局长，抗战爆发后，率全家参加八路军。由于当时印钞厂设备简陋、纸张匮乏，不能满足根据地需求，一纵供给部通过济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辛曙明，委托济南大中印刷局代印北海币，然后，通过敌人封锁线运回沂南县南瓦庄印钞厂，再补印北海银行行名，加印图章和号码。

为解决印制北海币的器材和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八路军一纵供给部派任子敏等人在辛曙明的帮助下，购买了济南大中印刷局全部设备和材料，并动员20多位制版、印刷、裁切、着色、打号等工种的技术人员，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投奔沂蒙抗日根据地。

1940年秋，北海银行总行在沂蒙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是年，《大众日报》刊发消息：北海银行为我山东抗战军民自营之银行，信用素著。顷为维护法币，稳固流通社会金融，粉碎敌寇“以战养战”之经济侵略阴谋，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特发行该行1、2、5角一辅币三种，凑足十角即可兑换法币一元。为协助战时经济之发展，各民选政府、八路军以及其他抗日部队与各地合作社均负责兑换。此项辅币准备金既充实，故信用昭著。暨今全省民众均盼其大量发行，以杜绝伪钞与伪币的行使，并解决破票的困难。

据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银行结合斗争实际，实行分散发行地方性货币、分区管理、互不流通的金融方针，发行的地方性货币达到500多种。

山东革命根据地是全国唯一以省为建制的根据地，北海币是全国唯一以省为单位发行的独立货币。北海银行总行逐步发展壮大——下设胶东分行、清河分行、冀鲁边分行、鲁中分行、鲁南分行、滨河分行，成为遍布山东各地及冀鲁豫苏边区的红色根据地银行。

金融战场，日军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侵华日军以战养战，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疯狂的掠夺。

看得见的战场上枪林弹雨、炮火纷飞；看不见的货币战场上，短兵相接、寸土不让。

1938年，眼见着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始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在根据地周边的国民党政府和侵华日军，开始抓紧利用手中的法币，搜刮抗日根据地物资，提前打响金融战。

1938年，伪造中国货币，夺取物资，搅乱市场，拖垮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被日军列入最高战略。东条英机，这个在1948年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不仅在军事上发动了侵华战争，1938年12月他亲自下令，启动了登户研究所伪造中国货币的计划。在经济战场上，对中国也发起了进攻。

据悉，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登户研究所伪造生产的中国货币，超过40多亿元。

而日伪及国民党政权也都利用特务机关秘密伪造北海币，套购物资，破坏中国经济。

内外交困，驱逐法币，打击假币，成为抗日根据地救亡图存的唯一选择。

北海币成为山东根据地唯一流通的本位币

北海银行配合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积极开展敌后货币战，严禁伪、杂钞行使，推行北海币，排除法币，打击假币。根据山东省战工会的指示，一场群众性的“排法币”和反假币斗争在山东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抗日根据地为了防止发行的钞票被日军仿制，不断改变钞票的颜色，几乎每半年，根据地银行就会对钞票的颜色进行更改，日本伪造一种新纸币，起码要费时半年，等到日军把做好的假钞运到根据地时，才发现根据地银行早已更换了货币颜色。

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000亿元，这意味着法币严重贬值。“曾经能买一头牛，现在买不上一碗米。”货币战的天平，在1943年底开始倒向了抗日根据地政府。在与侵华日军和国民党政府不见硝烟的经济战场上，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众一起，保卫了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夺得抗战胜利增添了有力的砝码。

1944年4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宣告“排法”斗争获得胜利，日伪币、法币完全退出市场，北海币成为根据地唯一流通的本位币。

到1945年8月山东省政府成立时，实现了北海币在全省不分地区统一流通。

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货币战争。时任山东局书记的黎玉1945年6月在山东省全省工商工作会议上做报告，题目就叫作《山东对敌经济斗争的巨大胜利》。他指出：“排法”斗争不仅是粉碎了敌人通过法币掠夺根据地物资的阴谋，在山东分局、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以薛暮桥同志经济理论为依托的“排法”斗争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避免了近六亿元法币的经济损失。

山东根据地取得的货币战争胜利，被很多中外人士认为是一场奇迹。

北海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三大奠基行之一

“北海银行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的战时银行，是红色金融的象征。北海币是人民币发行前各根据地中流通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影响范围最大、历经时间最长、币值最稳定的货币之一，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本位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12月1日，经党中央批准，原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华北银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山东政府的北海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

解放战争初期，在一次财经会议上，有中央领导问薛暮桥，国民党70万大军重点进攻山东，我军主力部队移驻山东，山东要负担多少脱产军政人员？薛暮桥答，有90万人！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山东根据地的财政实力居然如此之强。这显然是货币斗争带来的效益。解放战争时期，北海币为华东野战军取得孟良崮、济南、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胜利，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

凭着雄厚的资金实力、完备的组织机构、稳定的币值，北海银行最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奠基行之一。

1949年4月，北海银行总行由临沂县迁往济南市市中区经二路146号。此办公楼上方至今仍留有“北海银行”浮雕字样。

朝阳洞的七百多个日日夜夜

　朝阳洞所在的天宝山，与居于山顶的九间棚村隔山相望，两座山相距约两公里。上世纪80年代，九间棚村人在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的带领下，艰苦创业，树立了享誉全国的“九间棚精神”。1992年秋，刘嘉坤在一次会议上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的刘秀胜谋面，提及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平邑天宝山朝阳洞里开过银行”，此事引起了刘秀胜的重视。山东省分行遂派人于1993年初到朝阳洞和九间棚村考察，后专门拨款10万元用于修路和立碑。朝阳洞，自此揭开面纱，并在山东金融界扬名。

据《费县志》记载，朝阳洞，洞内有井，四面环山，可容纳百余人。该洞三面环壁，荆棘丛生，极其隐蔽，洞口长约20米，高约3米，有上下两层。上层为主洞，最高处约四五米高，洞内深10余米，地势十分险要。

1944年，北海银行鲁南印钞厂就设在这里，承印壹元以下的辅币。

夏天蚊虫叮咬，冬天缺衣少被。就是在如此恶劣条件下，北海银行的印钞工人，仍然以铁人般的毅力，忘我工作，坚持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对敌金融斗争的重大胜利。

抚摸着洞内那潮湿冰冷的石壁，耳边仿佛响起印钞厂那仅有的三台石印机节奏欢快、铿锵有力的声响；空气中，仿佛依然散发着油墨芬芳。站在洞口环望群山，仿佛那成箱整包的北海币，正通过八路军小战士人背肩挑，沿着山间小路发往北海银行鲁中、鲁南、滨海各个分行。

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不管朝阳洞多么隐蔽，当年印制钞票油墨的味道，一定会给敌人留下蛛丝马迹，敌人也许会顺着味道来搜山。看到洞口的残垣剩壁，我想，生产中的朝阳洞也许是封闭着的，这会让条件更恶劣。在这心中的圣地，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我深深地感到，我们今天金融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金融先驱用生命和鲜血开拓而来的事业，让我备感珍惜。告别朝阳洞，踏上了回乡的路，我心中热血澎湃，这是红色金融的火炬点燃了我的心。   　——山西省银行业协会 元祥平

北海银行与沂蒙人民，建立了牢不可破的鱼水关系

北海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山东党政军民共同创办的金融机构。

时任北海银行总行发行副科长的任志明，在1988年5月《战斗在沂蒙山区的总行印钞厂》的回忆文章中指出，北海银行之所以能够扎根沂蒙大地、迅速发展的第一条经验就是：紧紧地依靠群众。

当时我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里，厂房就是老百姓腾出的几间草屋。房东经常热情地为印钞厂的同志们烧水做饭，站岗放哨。敌人扫荡时，我们连夜把机器设备埋藏好，把不便埋藏的纸张、票子和黄金托付给可靠的老乡（有的是党员）保存收藏起来。在当时那样残酷的环境下，确实没发生过出卖给敌人的事情，东西也从来没有丢失过。印钞厂在村上工作时间长了，群众也多少知道一些内情，但没有一人向敌人告过密。鬼子扫荡进村，从闻到油味猜到村里有工厂，就逼老百姓说出工厂是干什么的，机器埋在哪里，什么也没有得到。 ——任志明回忆录《战斗在沂蒙山区的总行印钞厂》

1942年初，北海银行总行移驻群众基础好、环境比较安定的沂南县万粮庄村。总行在这里将近一年没有离开。

1945年6月，北海银行总行由滨海区迁回鲁中区，移驻沂南县万粮庄附近的西柳沟一带，1946年2月，总行随山东省政府迁驻临沂城。

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北海银行时刻面对着敌人的“扫荡”和破坏。一旦遇上敌人“扫荡”，员工们首先要掩藏印钞设备、保护北海币和账簿。

北海银行深深地植根于根据地人民群众之中，与驻地群众建立了牢不可破的鱼水关系，生死交融、血肉相连，共同支撑着北海银行的生存和发展。

人在钱在，英雄的热血不能忘

北海银行的历史是与残酷的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同志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可贵的生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和我朝夕相处像姐姐一样照顾我的庄泳同志，在一次日寇扫荡中不幸被俘，壮烈牺牲了。她出身于莒县大店镇一个地主家庭，身材瘦小，这样一个文弱女子，面对着凶残的敌人，能够坚强的作出从容就义的抉择，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她？是作为千百万抗日军民精神支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刘惠英 《北海银行哺育我成长》

“敌人进攻，我们银行也被迫转移。个人的东西全扔了，每人一大包北海币背着。形势严峻，我们的信念就是人在钱在。”

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经常向山东分局战工会解缴大批现钞和黄金。银行工作人员为了保管好这些财物，行军时紧跟驮钱的骡马，一步也不敢离开。住宿时睡在钱箱旁，更是睡不安宁。1941年冬，日寇对沂蒙山区集中5万人大扫荡，开始时，银行出纳科跟着战工会随部队（115师师部）行动，从沂南马牧池出发走了两夜到大崮山附近，发现敌人包围上来，指挥部命令直属队立即轻装。这时银行有3匹驮钱的骡子须精简，北海银行总行行长艾楚南同志命令银行出纳科的三名同志，带着这3匹骡子到大崮山上隐蔽。上山后他们把带的法币埋藏起来，把黄金共80多两分别带在身上。不料敌人集中火力，飞机、大炮、机枪猛烈攻击，寨门的防御工事全部被摧毁。到黄昏时一支敌军冲上来，占领了崮上的一个小山头，看来已经无法守住。他们三人就带着金子插回沂南中心根据地，因为那里群众条件好。他们回村找不到群众，就在山头上露宿了6天。115师师部及山东分局回来后，他们见到分局秘书主任谷牧同志，谷牧赞扬他们把金子带出来，保管得好。

赵克勤，济南大中印刷局技师，北海银行在鲁中印制的第一批北海币票版的设计制作者，他放弃高薪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来到沂蒙根据地，参加北海银行总行印钞厂的筹建，成为总行印钞厂早期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大中印刷局的工人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1943年大扫荡期间，他不幸身患重病，因敌人封锁、药品缺乏，在滨海区莒南县李家宅子村病逝，年仅37岁。

　　附：北海银行牺牲的部分人员名单

　　李德良 北海银行总行印钞厂采购员，1941年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周如心 冀鲁边分行印钞厂股长，1942年7月执行任务时于黄骅壮烈牺牲。

　　张广智 清河分行印钞厂采购员，1942年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杀害。

　　阎学 胶东分行东海支行员工，1942年反扫荡中被敌人抓住牺牲。

　　林洪美 胶东分行西海支行掖南办事处平度九区贷款员，1943年在代田被敌人抓住杀害。

　　杨秀峰 胶东分行西海支行液南办事处主管员，1943年牺牲。

　　李秉哲 胶东分行西海支行员工，1943年去昌潍送黄金归途中遭遇敌人战斗中当场牺牲。

　　赵克勤 北省人，总行印钞厂制版室主任，1943年大扫荡期间牺牲。

　　李明 渤海分行印钞厂员工，1943年冬日伪扫荡时牺牲。

　　周曰礼 渤海分行警卫班班长，1943年冬日伪扫荡时被敌人抓住牺牲。

　　苏某某 渤海分行警卫班班长，1943年冬日伪扫荡时牺牲。

　　徐某某 清河印钞厂，冬日伪扫荡时被敌人抓住牺牲。

　　张绍明 山东省泰安大汶口人，北海银行总行印钞厂技师，1944年去世。

　　庄泳 鲁中分行，南县大店镇人，在日寇扫荡中被俘牺牲。

张敬儒 山东昌邑人，清河印钞厂采购员，1945年到胶东执行任务时牺牲。

孙英 鲁南分行出纳股长，1946年夏去鲁西区运送冀南银行钞返回途中被土匪杀害。

　　张庆瑞 鲁南分行营业股，1946年夏与孙英去鲁西区运送冀南银行钞返回途中被土匪杀害。

　　朱宝斋 北海银行沂南办事处员工，1947年在蒙山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薛暮桥在沂蒙

我国经济界学术泰斗——薛暮桥先生曾转战沂蒙山区，与蒙山沂水结下血肉之情。

他给自己的儿女分别起名薛小沂、薛小和（河），以纪念他在沂河两岸工作战斗的岁月。

晚年的薛暮桥仍不忘沂蒙山区，尤其是对山区教育事业、群众子女就学问题十分关心。2005年，薛暮桥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他把30万元奖金悉数捐赠给沂水县高庄镇小学。2006年1月7日，沂水县薛暮桥希望小学落成竣工。

许多人不知道，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使用人口最多、涉及范围最广、币值最为稳定的货币，与薛暮桥货币金融理论指导密不可分。

1927年，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薛暮桥在杭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张秋人一同关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甲监5号。面对死亡判决，张秋人起居规律，饮食如常，依然坚持每天读书五、六个小时，他对薛暮桥说：“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薛暮桥把张秋人临终前的教诲牢牢记在心上，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开始了3年“深造”，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他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及自然科学著作，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多年后，薛暮桥到美国访问，一位美国教授问薛暮桥的毕业院校，薛暮桥以“牢监大学”答之，又问何事入狱，答道：“Communist（共产党员）”。此事一时之间被传为奇谈。

1931年，薛暮桥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4年任宣传抗日救亡著名刊物《中国农村》的主编。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1943年3月，根据地因法币大批流入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从华中赴延安途经沂蒙的薛暮桥，被留在山东工作，指导根据地“排法”斗争。后经中央批准，薛暮桥长期留在山东工作，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成功地领导了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

1946年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考察团来到当时中共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临沂调研，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带着满腹狐疑采访了当时主持山东经济工作的薛暮桥。他问，你们北海币一无金银、二无外汇做储备，为什么能保持物价稳定？薛暮桥答，北海币以物资作为储备。看着满脸迷惑的美国人，薛暮桥详细阐述了货币发行数量与物价同步增长的规律。

直到25年后，即1971年，世界头号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的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放弃了货币发行的金本位制，到这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才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经济原理。

北海银行，战时共产党领导下最大的银行

北海银行作为战时银行，其历史使命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光荣完成。

1947年2月，随着国民党军对山东发起全面进攻，北海银行随华东党政军机关出临沂，先后转移至沂水、五莲、益都等地。1947年秋，北海币随同陈粟大军越过陇海铁路进军豫皖苏边区，与冀南币携手排除国民党法币，占领了流通市场，故有“没有冀南北海币，不能反攻到中原”之说。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山东解放区与华北等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为适应各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需要，山东解放区先后与华北解放区、华中解放区实现了货币按比价互通互用。

解放战争期间，沂蒙及整个山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总后方。

北海银行部分骨干力量随解放大军南下，陆续接管了包括国民党中央银行在内的国家银行和民族资本银行，并临时代行国家银行职能处置涉外业务。当时，无论是机构规模和人员编制，还是资本金总值和资产总量，都堪称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大的银行。

根据华东局指示，1949年2月15日，北海银行发行局和印钞厂组成代号为“青州纵队”的接管队伍，在陈穆、杨秉超的带领下，押解着大批北海币，携带人民币票版，乘坐30多辆大卡车随解放军渡过长江，直达上海，顺利完成了对上海官僚资本银行和印钞厂的接管工作，并很快在上海印制人民币投放市场。

1949年11月1日，北海银行奉命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行，北海银行各分支机构亦同时改名。至此，北海银行及其所发行的北海币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在北海银行博物馆，记者看到一张北海银行历年发行货币额的统计表：截至1949年2月，北海银行停止北海币的印发，自成立10年来，共印发北海币789亿多元。

2013年12月20日，时任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的杨子强在给《北海银行在临沂》一书的序中写到：

10年间，北海银行总行及其所属的鲁中、鲁南、滨海三大分行，以及后来合并成立的鲁中南分行等分支机构，转战于蒙山腹地、沂河两岸。北海银行与敌伪日顽所进行的经济金融斗争，渗透在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文化斗争的方方面面，使沂蒙在抗日战争时期真正成为山东乃至全国根据地的经济中心。北海银行的金融先驱们在沂蒙大地上创下了不朽的丰业伟绩，沂蒙人民为支持、保卫北海银行奉献出不可估量的人财物力，在共和国金融史上写上了永不磨灭的一笔。

北海银行的发展历程体现着红色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创业艰辛，金融前辈们作出的奉献与牺牲可歌可泣。北海银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最大一块奠基石，在共和国金融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它是沂蒙人民奉献给新生共和国的一份厚礼。北海银行在沂蒙发展的风雨历程，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存和文物史料，是金融前辈们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临沂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丽丽）